疼得厉害。我的心跳得那么急，我感觉到它冲到了喉咙里。

昂热拉爱我。她爱我。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吞下两粒药，心里想。当我在法兰克福约会那位弗雷德-莫利托尔时，昂热拉已经收到玫瑰了。

“那辆大众车绕了个大弯驶近那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，一位不耐烦的空中小姐站在飞机的舷梯上。我跳下去，一瘸一拐地沿着舷梯上去。”

我在纸条上写给昂热拉并且将跟“宋娅”一起送到的话是：

我全心全意地爱你——罗伯特。

“对不起，”我对那位美丽的、气呼呼的空中小姐说“我真的很抱歉，请您原谅。”

空中小姐不答理我。她把我推进飞机，关上门，闩好。我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上坐下来。我的脚仍在疼。

我全心全意地爱你——罗伯特。

37

古斯塔夫说，在洛歇街附近。我坐一辆出租车驶出机场，经过高速和快速公路，从现代化的、刚刚冒出来的高大住宅楼和绿化带旁驶过。后来，景色突然大变。我们陷进了小胡同的迷宫。两边的房子歪斜破败。我好像忽然跌进了另一个时代，回到了最遥远的过去。

弗雷德-莫利托尔就住在亚历山大街上的这么一套破屋子里。

来到二楼，一位高大的胖女人打开门。她肯定有六个下巴，跟整个房子一样散发出酸菜味。

“我是莫利托尔夫人。”她以令我吃惊的低音说“对不起，我还围着围裙，正在洗碗。您知道，我们总是吃得很晚。弗雷德得睡很长时间。您去客厅里吧。弗雷德马上来，他正在小睡一会儿，但是他说了，如果您来了，就让我叫醒他。”

于是我到客厅里坐下，一个挂着织花壁毯的小房间，摇摆不稳的家具，圆桌上铺着织花台布，电视机上方镶在镜框里的照片，墙洞里摆满穿服装的布娃娃，都是在机场或纪念品商店里能买到的那种——一位西班牙女人，一位巴伐利亚人，一位荷兰女人——还包在赛璐玢纸里。我坐到一张沙发上弹簧咯咯响。窗户旁挂着一只鸟笼，养着一对小鸟儿。阳光洒照进房间，令我目眩。我一踩，地板就嘎嘎响。壁毯上起球了。墙壁上定是潮湿的，我想。这里也有酸菜味。

门开了，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走进来，骨瘦如柴，面无血色，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样，脸颊凹陷，眼圈黑黑的。弗雷德-莫利托尔——这么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？他穿着拖鞋和晨服。他疲惫的眼睛红红的。他伸给我的手软沓沓的。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响。当室外一辆汽车驶过时，屋里的一切全颤动不已。

“来一小杯酒吗？”莫利托尔问，跟他的妻子相反，他的声音非常尖“来杯利口酒吗，卢卡斯先生？”

“不，谢谢。”

“来吧，不然你会伤害我。”他从电视机下面的一张橱里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。他把它们倒满，跟我干杯。利口酒甜得起腻。我有点难受。莫利托尔舔舔嘴唇。“好不好喝？我最爱这玩意儿。”

“莫利托尔先生，泽贝格要您将您知道的情况告诉我。”

“没错，是的。关于赫尔曼先生，愿上帝让他快活。”疲累的眼睛活泼起来，令人反感地打量着我“可怜的赫尔曼先生——他那时候还给过我钱，好让我不跟任何人谈。”

“但您后来还是跟人谈了——跟泽贝格先生。”

“这是另一码事。泽贝格先生是银行的人。这是我的义务。”

“跟我谈就不是您的义务？”

“我想不是。我对警方也什么都没讲。完全是因为泽贝格先生讲了，我应该讲给您听。我根本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。”

“如果泽贝格先生委托您这样做呢？”

“您知道，在保安公司我挣的只是糊口的钱。您看看我住的。我妻子肾有毛病。我本人——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？我是个穷人，卢卡斯先生。”

环球保险公司的总出纳按照勃兰登伯格的指示给我钱。我把两张一千马克的票子放在花边台布上。

“赫尔曼先生给了我五千。”他以他那像阉人似的声音不满地说。

“我给您两千。要是您不对我讲，我就告诉警方，您隐瞒了情况。”

“这是敲诈。”

“对。”我说。

“三千！卢卡斯先生。穷人也得生活。”

“两千，就这么多。”我说。

一辆卡车在我们下面驶过鹅卵石路面的狭窄街道。整座房子又颤动起来。

“我本以为您会更人道，卢卡斯先生。”

“喏，我可不是这样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请您快讲！”

“办事得公道。”莫利托尔的晨服上满是饭渍，衣袖起毛了。他的拖鞋破了，款式过时了。“我要吃饭！我不得不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，他离不开那儿。我在电话上把一切全讲给他听了。这花了多少钱啊！”我再把一张五百马克的票子放到桌上。

他假惺惺地客气。

“我就知道